之后，武太后宣布复政于睿宗李旦。李旦深知自己的能力远不及母亲，固辞不受。武太后继续理政。她面临的阻力仍然不小。首先是新宰相老臣刘仁轨的警告，他陈说吕后祸败之事以申劝戒。刘仁轨的劝戒代表了大批朝臣的看法，是一种至诚的劝戒，所以武太后报之以赞赏与安慰。她致书赞扬刘仁轨的忠心，同时坚持亲政。大臣们看到武太后的态度，并且武太后在高宗在世时确实政绩斐然，所以都不再坚持了。其次就是宗室王公们的非议。太后临朝，宗室大权旁落，李家宗室成员无不伺机欲动。武太后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胸有成竹。 千金公主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个女儿，现在虽已年近六十，但姿色未衰，风韵犹存。她性格开朗活泼，举止优雅娴静，在年复一年的寡居生涯中渐渐为人们所忘却。只有当她与男宠们的风流艳事在宫中闹得沸沸扬扬时，人们才会意识到她的存在。 在泰山封禅大典到武后神都摄政，千金公主目睹了武皇在官廷倡扬女权，推行新政的整个过程，李氏家族气息日衰千金公主也许并不在意，重要的是，武皇的一系列革新计划给她呆滞、压抑的生活带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新空气。当整个李氏王室在武皇的弹压之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时，千金公主却独享优游，与武后过从甚密。 千金公主在一名宫女的引领下来到了武皇居住的英贤殿，看着一脸疲惫的武后，千金公主告诉她，太后眼下的心情灵性已近纯阳至刚，可身体却仍是阴气弥积，混沌未醒，这不仅有损于太后的玉体，而且将会妨碍到日后的功业，只有采阳补阴才能使匮竭的身体得到滋养。

很快，千金公主带着一个名叫冯小宝的男人，来到了武太后住居的英贤殿。武太后将冯小宝赐名为薛怀义，让他帮着照料宫中花园的草木。一个月之后，武皇令薛怀义剃度为僧，以白马寺住持的身份时常出入宫廷，陪伴左右。 徐敬业叛乱虽已平息，但它的阴影在武后的心中久久未能除去。虽然她通过这次叛乱的契机剪除了宰相裴炎，凤阁侍郎刘景光、胡元范，大将程务挺、王方翼等异己势力，可李唐门阀的根基依然未受动摇。这些世袭显贵和遭受贬谪的旧臣暗中勾联，并与朝中权臣幽通款曲，武皇日益感觉到，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和权势正在受到无形的钳制，御吏许有功、杜景俭等人更是独行其事，对武皇的革新计划置若罔闻，他们甚至敢于违逆武后谕旨，将朝廷重犯无罪开释，使负责侦讯审押的司刑寺形同虚设。 另一方面，远在江南的几个书生居然能在一夜之间集合十万人马兴兵举事，而朝廷竟毫无觉察，这至少也昭示出这个庞大帝国的中下层机构已面临瘫痪，如果不能及时地了解各地的隐情，防患于未然，克敌于未发，类似的事变势所难免。 骆宾王的一篇檄文使武太后感到了舆论的重要，她准备用矫枉过正的方法，把国内不利于自己摄政的舆论彻底地纠正过来。 垂拱二年正月，武太后批准了一个名叫鱼家保的人的上奏，在洛阳城的神庙四周设立了告密用的铜匦。铜区分为四格，东西南北各面均有投书入口，依次为延恩、招谏、伸冤和通玄四门。

铜匦亦称告密之门，它的设立通过布告昭示天下，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告密和鸣冤者从四面八方朝神都洛阳蜂拥而来，一度将神庙围得水泄不通。 地方州县的各级官吏莫不谈匦色变，他们不得不用极为小心而谦恭的态度对待那些潜在的告密者，倘若稍有得罪，这些人便会立即踏上前往洛阳的道路。这些告密者大都是一介草民，不过，他们的告密文书一旦受到朝廷的重视，官吏们轻则获罪下狱，重则人头落地。在朝廷内部，情况亦是如此。朝臣之间互相猜疑，彼此提防，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仅仅因为同僚冷眼相视，便疑心对方告密而抢先下手。到了垂拱二年的秋天，朝廷大臣就已养成了上朝之前与妻子诀别的习惯。 武太后除了命令正谏大夫亲自接待那些奉旨告密的民众之外，自己和上官婉儿也时常于早朝之后来到紫宸殿，破例接见告密者。不久之后，武太后就敏锐地意识到，随着告密者的日益增多，罪犯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多，而主管诉讼的司刑寺和各级州衙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武太后在朝中新设肃政台。肃政台御史集调查、搜捕、审讯、施刑数职于一身，即便处死朝廷要犯，亦无需向上后通报。除此之外，为了缩短诉讼程序，武太后感到必须任用一批严酷的官员执掌法律大权。她起用了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几名酷吏。 酷吏政策使朝廷内部肃静之极，朝臣们人人自危，进谏之声也越来越少了。但武太后知道，这种平静是暂时的，平静背后仍旧潜伏着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