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召开农村问题研讨会，万里邀请夏建红去北京参加农村问题研讨会。建红很高兴，她希望能够在会中介绍“大包干”，引起大家的重视。建红提前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是在会议上，结果却出人意料，反对的声音很多。

建红向大家介绍“大包干”的好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人民生产积极性低下，劳动工具又很落后，导致生产效率极其低下。本来应该是一个农业大国的中国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相反在实施了“大包干”的梨花村的产量却很高，大家生产积极性也很高，粮食还有很多剩余。尽管优劣对比这样明显，但是还是有人提出“大包干”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不符合社会主义。

这种争论最后被反应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知道“大包干”是现在唯一能够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他也清楚中央有很多思想跟不上时代的老干部是反对的，为了更好地支持建红万里的工作，让中国早日走上“大包干”之路，摆脱贫穷，他决定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谈话，说服那些反对派。

在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他们大家的努力都只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就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既然现在有更好的办法，那就不应该再墨守陈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是基层农民的要求，这应该得到支持。邓小平还提出，思想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要跟得上时代的潮流。不管黑猫还是白猫，能抓住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除了农业发展问题，邓小平还提出了经济特区建设问题。有很多人在反对经济特区的发展，觉得这是大资本主义，但是殊途同归，虽然这条路和社会主义的一般道路不同，但是目的都只有一个，让中国强大起来。会场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看到邓小平这么支持，建红很感动。她下定决心要把“大包干”发展起来，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包产到户贡献自己的力量。

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夏建红回到梨园公社。她跟村民们传达了邓小平讲话，邓副主席对他们的“大包干”和包产到户给了高度评价。邓小平还准备让全国向梨园公社学习，来提高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听了建红的话后，社员们深受鼓舞，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金锁还鼓舞大家，他们要做中国第一村，要成为全国人民的榜样。

梨园公社社员们比之前更加努力，由于中央政策的调整，很多地方都开始宣传起“大包干”来。还有些生产队听了梨园公社的事情，派了专门的代表过来学习先进事迹。金锁和建红很有成就感，更是不遗余力地告诉前来学习的生产大队提高产量的秘诀。一时间，梨园成了样板生产队，吸引了更多社员前来学习。

继英国和中国友好往来后，意大利当局也决定调整对中国的态度。但是意大利国内意见不一致，毕竟他们对中国并不了解。为了更好地和中国发展外交，意大利方决定先派记者到中国了解情况，判断中国形式。北戴河，主管外交工作的胡乔木告知邓小平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请求采访他。

法拉奇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和意大利领导人进行了谈话，此行他不仅要收集中国一些情况，还有弄清楚中国到底值不值得意大利和它交往。不仅如此，借鉴于英国的经验，意大利觉得有必要给中国一个下马威，让他们处于一个稍微有利的位置。

法拉奇到了中国，他在意大利一向言语犀利，讽刺当局揭露事实，从来不避讳婉转。中央领导人大多很担心这一点，怕法拉奇出言不逊给中国在国际上造成不好的影响。之前由于国际形式，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封锁态度，再加上双方文化政策差距太大，中国如果想要在世界活跃起来，必须先要改变自己的形象。

基于此种考虑，邓小平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法拉奇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如果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和好的评论，中国在国际上给大家的印象也会发生好的变化。最后邓小平决定，主动接受挑战。通过这个机会，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在采访中法拉奇言辞犀利，甚至提出来中国现在的多方面的转变，尤其是文革平反，是不是颠覆了毛泽东的时代。他更加尖锐提出，现在中国在经济上的一些措施，如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包产到户，这都是与过去强调的社会主义相矛盾，而与资本主义有很多共同之处，这是不是存在着中国“非毛化”的问题。

这一系列尖锐的问题让会场的气氛一度尴尬，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应答。但是邓小平不避问题，实事求是，坚定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他反驳法拉奇，中国一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不会改变的。此外，中国并没有改变它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是借鉴了西方可取的地方来拉动国内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用智慧和理论说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会场响起来了热烈的掌声。采访结束后，法拉奇赞扬邓小平是她采访过最睿智的一位领导人。中国现在的状态很好，它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是值得肯定的，更值得意大利和它建交的重要原因。

因为知道国内有良好的旅游资源，但是却因为资金的匮乏而没有形成很好的旅游业。为了帮助国内发展旅游业，香港船王包玉刚找到国家旅游局的卢局长，希望以个人名义捐赠向国家捐赠一千万美元建设旅游饭店，来推动中国旅游业的发展。虽然包玉刚希望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但是他找了很多领导，都遭到了拒绝。

包玉刚觉得很不能理解，后来，在别人的告知下才明白虽然中国现在在走向开放，但是中央还是有人对资本家有很大意见。他捐了这么多钱，是要树碑立传的，但是党内这一小股人坚决不同意为资本家树碑立传，怕颠覆社会主义，从而才会这样层层推诿。得到这个解释包玉刚很难过，他只是想为祖国发展尽点力量，并不想要别的。就这样还遭到了猜忌和否认，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无比担忧。